第二次试穿是在The Walbrook与伦敦金融城的一位熟人共进午餐。他装作一点异常也没发现，直到我除去运动风格的外鞋，露出里面的黑便鞋。非常时髦，他这样评价，尽管他怀疑，外鞋是否足够高雅，配得上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编辑之类的高贵家伙。我对此拒绝置评。

　　我的第三次、也是耗时最久的一次试穿是去法兰克福，我计划到那里采访欧洲央行行长让-克劳德?特里谢(Jean-Claude Trichet)。从飞机到会议室，这可是一次重大考验：我是否敢穿着两双鞋迈入欧洲央行总部，然后用惹眼的花哨动作，展示里面的黑色便鞋？

　　当然，还出于另外一重考虑。由于便鞋也没有后跟，而我又准备与特里谢握手，因此，我不得不慎重估量损失一英寸个头的风险。（从以前的会面中，我知道这位央行行长比我矮，但在这种重要的访问中，每一厘米都很重要。）

　　最后，我决定在候见室就脱掉运动外鞋，穿着便鞋一路走进欧洲央行行长办公室。90分钟的采访进展得非常顺利，特里谢的目光牢牢地盯着货币供应，而不是我高雅的鞋。

　　回家的旅途就没那么顺利了。由于几乎整天都穿着杰尼亚，我发现我的脚确实需要喘口气，问题更多是出在紧裹着的外鞋上，而非内鞋。的确，当我在登机时脱去外鞋后，脚立刻感觉不那么痛了。

　　不过，致命一击也随后降临——当我脱下最钟爱的定制西裤后，发现一只裤管的褶边被磨损了。天啊！我那在纽约的裁缝会感到丢脸的。

　　在进行更细致的调查时，真相渐渐浮出水面。由于杰尼亚鞋子没有后跟，裤脚褶边（尺寸是根据带底和后跟的鞋来量的）总存在与地面摩擦的危险。还有另一个问题：外鞋后部的银色扣子是用来固定内鞋的，但同时也扭曲了裤腿。

　　遗憾地说，我的结论是：杰尼亚提出了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想法，但仍需一定改进——这与英国政府通过借债来摆脱经济困境的计划并无二致。不过，那是另一件事了。